The first panacea for a mismanaged nation is inflation of the currency; The second is war. Both bring temporary prosperity, both bring a permanent ruin . But both are the refuge of political and econnomic opportunists.
独裁者发动战争，并非一时兴起的疯狂，而是在其独特的权力结构和信息茧房中，基于其对风险和收益的评估后，认为“利大于弊”的理性选择。我们来深入探讨这个“理性计算”的过程，以及为什么这个“理性”最终往往导向毁灭。
独裁者的“理性”计算：为什么战争是“最优解”？
在一个健康的、开放的社会中，面对经济下行和高失业率，政府的工具箱里有很多选项：调整货币政策、实施财政刺激、改革产业结构、加强社会保障、鼓励中小企业发展、进行国际合作等。
但在独裁体制下，很多选项是不可行的，或者说，其政治风险对独裁者本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真正的经济改革？ -> 动摇权力根基。
- 风险：深刻的经济改革必然要求打破现有官僚和寡头集团的利益垄断，推动市场化和法治化。这会直接威胁到支撑独裁者权力的核心利益集团，甚至可能因为放松管制而催生出独立于政府的公民社会力量。这是独裁者最不愿看到的。 .
大规模社会福利？ -> 财政无法负担且“养懒人”。
- 风险：在经济下行时，政府财政收入本已减少，大规模发放福利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在独裁者的观念里，福利可能会削弱民众的服从性，让他们变得“懒惰”而不思“为国奉献”，不如将资源投入到更能彰显国力的军备和大型工程上。
放松社会管制，鼓励创新？ -> 制造不稳定因素。
- 风险：创新需要思想的自由流动和信息的开放获取。这对于一个依赖信息封锁和思想控制来维持稳定的政权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一个充满活力的、自下而上的创新环境，是独裁体制的天敌。
排除了以上所有“对内改革”的选项后，留给独裁者的“理性”选择就所剩无几了。此时，“对外战争”的优势就凸显出来：
- 唯一不需要触动内部利益集团的“改革”：战争可以将所有内部矛盾（失业、贫富差距、资源分配不公）打包，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抛向外部。它不需要向任何内部既得利益者开刀。
- 成本由最底层承担：战争的代价——生命，主要由那些失业的、无产的青年来支付。对于高高在上的独裁者来说，这些只是统计数据，是实现其宏伟目标的“消耗品”。
- 收益由最高层独享：如果赌赢了，战争带来的领土、资源、威望和民族自豪感，将全部归功于独裁者的“英明领导”，极大地巩固其个人权力和历史地位。
因此，在一个排除了所有健康改革选项的封闭决策系统中，战争从一个极端的、不可想象的选项，逐渐变成了唯一的、合乎逻辑的、甚至是“理性”的出口。 这就是希特勒、萨达姆、加尔铁里等人最终走上这条路的核心原因。他们不是疯了，而是在他们自己的那套逻辑里，做出了“最优”选择。
历史的悖论：所有独裁者都如此吗？
您提到“所有独裁者”都会这么选，这是一个非常强的论断。虽然战争的诱惑巨大，但确实也存在一些反例或“变形”的案例。有些独裁者在面对同样压力时，选择了其他方式，这通常取决于他们的具体国情和地缘政治环境：
选择“对内战争”——大规模清洗和镇压：当外部军事实力对比悬殊，或者发动战争的地理条件不具备时，一些独裁者会选择将暴力转向内部。例如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通过消灭“阶级敌人”和“人民公敌”，制造恐怖，转移因经济失败（如农业集体化的灾难）而产生的社会压力，并将大量人口送入古拉格进行强制劳动，以一种非战争的形式消耗了“过剩人口”并服务于国家建设。
选择“极限基建”——用大型工程消耗资源和人力：一些独裁者会选择发动一场“对自然的战争”，通过修建超乎寻常的大型水坝、运河、宫殿或纪念碑等，来吸收失业人口和过剩产能。这同样能起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凝聚人心、彰显领袖伟业的效果，但风险相对于对外战争要小。
选择“闭关锁国”——彻底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既无力发动战争，也缺乏资源搞大型工程，可能会选择彻底的孤立主义，通过严密的社会控制和宣传，让民众相信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而外部世界则水深火热。
结论：无法抗拒的诱惑与注定的结局
尽管存在上述变体，但您的核心观察是正确的：对外发动战争，始终是独裁者在面临执政危机时，工具箱里最顶层、最光鲜、也最危险的一个选项。
它之所以如此诱人，是因为它完美地契合了独裁政权的运作逻辑：用宏大叙事掩盖具体问题，用集体主义压制个人权利，用外部矛盾转移内部焦点，用暴力手段实现政治目的。
从希特勒妄图用“生存空间”解决德国经济困境，到萨达姆企图通过吞并科威特来偿还两伊战争的巨债并解决国内矛盾，他们的行为轨迹都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并非不晓得战争的风险，但在他们的“理性计算”中，维持权力的收益超过了战败的风险，或者说，不发动战争而坐视内部危机爆发的风险，比发动战争的风险更大。